白彤东:从美国通识教育反思中国大学教育改革
发布时间:2012-04-01  浏览次数:708

今天如何做好大学老师

白彤东

美高梅官方登录-澳门mgm手机版登录网站

 

       “今天如何做好大学老师”是个大题目。我只能从我成为大学老师过程中的一些经历,为读者提供一些正面的、也许更多是负面的思考。

       我刚刚到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第一学期选的一门课是柏拉图的《菲多篇》。任课老师David Roochnik教授要求学生每周交一篇小论文,就这周讲过的一、两页文献进行讨论。我第一篇写的具体是什么我记不太清了,但是其大意(或潜台词)是说,像我这样有成为大哲学家素质的人不应该拘泥于这些琐屑的细节。这篇文章的成绩自然就很差,而我也很不满。但是,一学期上下来,我才意识到原来大哲学家的经典著作的细节里含着这么多深刻而有趣的思想,而自己原来的想法是多么地妄自尊大。除了我自己的缺点外,我也意识到这是以二手资料、以通史的方式教育学生可能带来的问题(这种教育方法在美国、更是在中国很流行)。尤其是对一个好大学里的、本来就心气儿很高的学生,用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哲学工作者咀嚼过的一流哲学家的材料(即各种哲学通史)、用极其有限的篇幅来给他们讲大哲学家的深邃思想,其结果是将这些思想简单化,从而很可能只是鼓励这些学生不正当的自傲。英语里有句俗话,叫“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直译是“魔鬼在于细节”。至少,对于经典哲学文献,这是很对的。并且,让学生一学期内多写短文章,使得他们掌握了细节,这可以为写大文章打下基础,并能通过不断的反馈来使学生提高自己的写作。这门课和其他课程的经验,使我形成了我的教学方法,即对一手文献进行细致分析,并要求学生尽量多写短文章,而不是只要求他们一学期交一、两篇大论文。

       我在美就学的第二年开始做助教。我拿的是校长奖学金。我被告知,我要做助教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必须工作来换取这个奖学金,而是做助教是对我的训练的一部分。确实,去观摩已经教书多年的老师如何教课是学习将来如何教课的最好的办法之一。做助教需要判作业,而给我帮助最大的是一位老师,在我改完作业后还会选一些来自己改,指出我改作业的缺陷。这也是我在复旦教课以来尽量坚持的事情。我也认为,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应该有相应的更加制度化的全面安排。

       我在求学期间,一位法国来的访问教授说过一句半玩笑话,给我了深刻的印象。这句话的前半句并不是他的原创。他说:“你不懂什么,就教什么;如果你不懂两样东西,就教这两个东西的比较”。(这也许是为什么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中西哲学比较。)这句话,在我教书以后,我体会得越来越深。我自己的很多书,其实是教明白的。这是因为自己看书,常常是有意识、无意识地选择性阅读,只明白和喜欢那些自己本来就明白和喜欢的东西。而教书,尤其是就一手文献的细致分析,是逼迫自己弄明白经典的所有细节。并且,在努力给学生讲明白这些细节的时候,我也经常会讲出来一些我都不曾知道我会讲出来的东西。

       我在美国开始教书时,系里给我指定了一个指导老师。他和我们系的系主任会去旁听我的课程。在学期结束时,我们给学生的调查问卷并不是无意义的要学生对老师打分(如果我的教学得了3.2分,我怎么知道我的教学如何提高?!),而是关于几个一般问题的具体评语。这个问卷的制定是系里决定的,因此可以根据各系、各学科的特点进行调整。从中,我得到了如何提高教学的具体建议。我们的系主任会先阅读所有问卷,并给出他对我的教学优缺点的评价和我将来应如何提高的建议。在我终身轨(tenure-track)的第三年,我要接受中期评审,其一项具体内容是所有获终身教职的(tenured)本系老师去旁听我的课程,提出他们的意见。这也是他们对我评估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开课也很自由,新课可以在下学期课表定下之前随时申报。所有这些都极大地帮助我成为一个大学老师。这种成熟的制度和合作的环境,也是我尽管本来只打算在毕业后在美国再呆一、两年,却呆了六年的原因之一。

       加入美高梅官方登录不到一年,我很喜欢这里的学习、研究气氛,以及我的同事和学生。但是,参照我过往的经验,我觉得有如下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复旦独有的问题,而是中国高校里普遍的问题),对好的教师的养成可能造成障碍。好的教师要有好的学生。复旦的学生肯定都很好,我们的“复旦美高梅”的设计也是希望他们受到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的思想来自于英文里所说的“liberal arts education”,它本是西方古典时期自由公民所要接受的基本教育。虽然那个时代之自由可能是建立在奴役他人的基础上的(比如雅典的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民主制),但是这个自由确实是他们能接受这种教育的前提。但是,如果我们的学生没有自由,我们怎么能期待他们能接受自由之艺(“艺”是指中国古代的“六艺”的意义上用的)的教育呢?我们的学生,要承担学费、生活费,还要担心所学的东西能不能转换成将来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能期待他们能完全体会这些自由条件下才能充分体会的学问呢(比如哲学)?当然,这种时代背景下,我们能做的很有限。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尽量给好学生创造一些条件,比如设置一些“精英班”,至少让那些最好的学生能在在校期间有丰富的财政上的支持,不用担心他们的温饱?并且,这种精英班,会造成小班教学,这会使得我上面提到的教师对学生的悉心指导更现实。

       在对学生的教育上,像我提到的,助教制度是美国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一制度在复旦并不完善,并不是每一门本科低年级的课程都有助教,做助教也不是研究生的一般要求。并且,上面提到的一些对老师教学很重要的事情,即布置多次作业和批改,都是花时间的事情。这与出研究成果在短期上会有矛盾。在美国,有两个关于这一点的玩笑。第一个是,“年度最佳教师”(teacher of the year)的首个字母合起来是“TOY”,即“玩具”。第二个是,如果你得了这个奖,就意味着你拿不到终身教职,其原因是你肯定花了太多的时间在教学上,而没有花时间在出研究成果上。这一问题在人文学科更加严重。人文学科所传授的内容是经典。在这个事情上,能把经典传下去本来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而不应该去用对社会、自然科学的要求方式来要求人文学科的老师。但是,在这些方面,我们中国近年的教育改革做得比“出版或死亡”(publish or perish)的美国高等教育界还要更甚,用制度逼迫老师无暇顾及教学,而疲于填各种申报表格,出各种可能不值得出的成果。我听说,新一轮的985项目,会加强对教学的直接支持。但是,如果这种加强还是以各种项目的方式让老师去申请,其结果很可能是重复以前好大喜功的以项目毁教学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不如用大锅饭的方式,把这里面支持教学的钱平均发给那些完成教学任务的老师。大锅饭肯定有缺陷,但是“两害相权择其轻”,它也许比那些以科研项目的方式拖累死老师的办法好些。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多数课程是四学分的课程。在美国十三年后回国,才发现课程多被改成了两学分。我不知道这种改变的道理是什么。但是,两学分的课(实际上是一周一个半小时的课)不足以我们细读任何一本经典(我也很难想象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基础课如何在一学期上完)。这种设置也逼迫着学生疲于奔命,很难安下心来好好学习一样东西。这是大学教学的“网络化”。大学教学有如网络的发展。连博客都显得太长、太严肃,而只有微博才能适应现代人匆忙而肤浅的生活。另外,如果我们重视经典教育,而经典又那么多,这就意味着教师开课应该有足够自由。但是,我们不但有学科内部割据的问题(教研室的设置)——这与哲学作为一个统观学科的性质相违背,更糟糕的是,我们还不能随时申报新的本科课程,而必须在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定下来的培养计划里,找到一个“羊头”,去卖我们想卖的“狗肉”。当然,培养要有计划。但是,如果一个学校是为了教学,而不是为了官僚治理的方便,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规范下尽量允许灵活性?关于哲学教学,我们可以要求学生必须在各个领域内选课,而各个领域内部的课程并不定下来,而可以由老师随时申报并由系里协调。我们也可以多定一些一般性的课程,但允许在其后附加说明,比如“西方古代经典阅读一柏拉图”、“西方古代经典阅读二亚里士多德”,等等。总之,这些具体的教学安排,系里应该是最有直接经验的,因而我们能不能把它的决定权下放到系里边?

       说以上这些,不是推卸我自己没能做好教师的责任。我自己确实不是献身到能彻底忘我的好老师。但是,如果我们的制度安排能让一个有点责任心、但又不是道德理想人物的老师(像我这样的老师)也能成为一个好老师,那我们的大学不自然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好大学了吗?

【本文的一些讨论中笔者的一篇文章里有展开。参见:“从美国通识教育反思中国大学教育改革”,《高教探索》,2010年第6期,页6-13。】

XML 地图 | Sitemap 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