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杂志》:俞吾金:“哥白尼式的转变”
发布时间:2014-11-02  浏览次数:340

作为哲学系的教师,我原来的生活是十分平静的,但一九九三年的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却打破了这种平静。比赛是那年八月份在新加坡举行的,而美高梅官方登录辩论队则是在三月份组建起来的。由于学校指定我担任辩论队的领队兼教练,我也由此而卷入了一场漩涡之中,既成了队员们艰苦训练的见证人,又成了他们获得团体冠军和最佳辩手喜悦的分享者。这一切恍如发生在昨天,但二十年竟已悄然逝去,我们已不知不觉地置身于二十一世纪之中。如今,队员们都已进入中年,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了不凡的成就,而我也已过耳顺之年,常常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了。

在回忆二十年前的辩论赛时,我常常会问自己: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复旦辩论队获得了团体冠军和最佳辩手?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队员们的素质都很好,反应都很快,在比赛前也受到了系统的训练,初赛、半决赛和决赛又恰巧都是反方,而反方更易得到听众和评委的同情与支持等等。毋庸置疑,我丝毫不否认上述原因的重要性,但最具实质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想了很久,终于有了答案。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训练的过程中,我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如果借用天文学史的语言来表达,不妨把这个转变称作“哥白尼式的转变”。

众所周知,在古代西方流行的是以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为代表的“地心说”(地球是中心,太阳是围绕地球而旋转的),哥白尼推翻了这种学说,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日心说”(即太阳是中心,地球是围绕太阳而旋转的),使原来无法解释的一些天文现象得到了合理的说明。后来,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借用了哥白尼革命的比喻,表明自己的思维方式与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为什么说思维方式的转变在辩论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呢?要了解这一点,就先得对辩论进行分类。按照我的看法,辩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用性的辩论,如法庭上的争论、求职中的对话、谈判中的争执、学术上的讨论、总统候选人之间的论战等。在这类辩论中,双方各自持有自己的观点,并努力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任何一方,只要既能清楚明白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又能驳倒对方的观点,就会成为赢家;另一类是游戏性辩论,即辩论双方的观点不是由双方自主地决定的,而是通过抽签来决定的。假设一支辩论队的所有队员都信奉“人性本善”的观点,但在抽签中却抽到了“人性本恶”的观点,也就不得不为“人性本恶”辩护了。毋庸置疑,新加坡辩论属于游戏性的辩论,这类辩论的立场不是自主地加以确定的,而是由抽签加以确定的,双方的输赢也是由评委通过投票的方式加以决定的,而评委又是受听众的反应(包括情绪性的反应)影响的。显然,明白这些道理,对于辩论的制胜之道来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记得刚开始训练时,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两类辩论之间的差异,队员们都热衷于在辩论中阐明自己的观点,压倒对方的观点,以为这就是在进行辩论了。也就是说,他们把游戏性辩论的中心理解为自己,以为只要每个队员发挥好了,整个辩论队发挥好了,就稳操胜券了。其实,游戏性辩论的中心决不在任何一支辩论队那里,而是在受听众情绪左右的评委那里。辩论队以为自己发挥得很好,是没用的,唯有评委认为它发挥得好,它才算真正发挥得好。也就是说,要在游戏性辩论中赢得胜利,复旦辩论队在思维方式上必须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以辩论队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转变到“以评委-听众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上来。在评委和听众的关系中,评委同时也是听众,换言之,评委是听众的一部分;反之,听众并不一定是评委,听众中只有极小部分人可能成为评委,但不是评委的听众对辩论过程的反应会对同时作为评委的听众产生重要的影响。

那么,如何才能使评委-听众对我们辩论队产生良好的印象呢?我认为,关键在于提升辩词的质量。所谓有质量的辩词,对于听众和评委说来,就是既合乎情理又出乎意料的那些辩词。“合乎情理”表明,它们是合乎理性的,因而决不可能是荒谬的;而“出乎意料”又表明,听众和评委都没有想到,居然可以这么说。比如,在决赛前,台湾大学辩论队抽签得到的立场是“人性本善”,复旦队也就只能为“人性本恶”辩护了。当对方队员说:“因为人性本善,人人都可以随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方队员马上起来反驳:“既然人性本善,屠刀是怎么拿起来的?”我方精彩的辩词立即在全场听众和评委中引起了热烈的掌声。为什么?因为我方队员巧妙地抓住了对方辩词中的逻辑矛盾:你不是说可以随时“放下”屠刀吗?而“放下”的前提是“拿起”。既然人性本善,你又是怎么把屠刀拿在手中的?显然,我方队员的这一机智的反驳是出乎听众和评委的意料的,所以他们除了鼓掌,还能做什么呢?事实上,任何一个辩论队只要能够在游戏性的辩论中因为高质量的辩词而获得多次掌声,那么它的胜利是不会有什么异议的。这充分表明,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对复旦辩论队在新加坡的夺冠来说,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新加坡赛事结束后,由于不久后出任上海教育电视台台长的张德明先生的推动,国内掀起了大学生辩论的高潮。为此,我经常受到邀请,担任各种辩论赛的评委和决赛的点评专家;不少大学也相继成立了演讲与辩论协会,邀请我去做题为《辩论的艺术》的讲座;也有多家出版社策划出版辩论和演讲方面的丛书或词典,邀请我担任主编。对于这类邀请,我只是选择性地加以回应。尽管大学生的赛事方兴未艾,但我早已清醒地意识到,我的思维方式再度面临着根本性的转变,即从半年多来的、以辩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返回到以前的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上去。一开始这么做似乎并不容易:一方面,通过这段时间以来的工作,我逐步对演讲和辩论发生了兴趣;另一方面,社会上也对从事这方面探讨的人才有客观上的需求,甚至有人鼓动我建立演讲与辩论的培训公司,公司必定会生意兴隆。然而,正如古人所说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经过认真的自我拷问,我发现,尽管这段时间以来我的心有点“变野”了,但我真正感兴趣的仍然是自己的专业——哲学,即使我对辩论和演讲发生了一定的兴趣,这类兴趣多半也与我从哲学上喜欢逻辑和语言分析有关。于是,我拒绝了来自辩论赛方面的一切诱惑,迅速地恢复原来的角色,退回到自己的书房中。然而,新加坡辩论赛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之后,每当我受到邀请外出做哲学讲座,主持讲座的人总不会忘记介绍我是“美高梅官方登录辩论队的教练”。为了改变学术界的朋友和听众们的这种思维定势,我不得不在诸多演讲中加上了“开场白”:……我希望大家忘记我是辩论队的教练,以便记住我是哲学系的教师……

遗憾的是,这个开场白收效甚微,或许是因为我在哲学上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建树。然而,未曾料到的是,另一种危险也开始悄悄地逼近我了。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九年,我出任美高梅官方登录哲学系主任,由于工作繁忙,许多科研计划都停下来了。当时我还不以为然,认定系主任的工作还没有脱离学术。但不久以后,学校里又要我兼任美高梅官方登录发展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院长为杨福家校长)。这样一来,我用在专业上的时间就越琮越少了。杨福家校长于一九九九年卸任后,新上任的校党委副书记张济顺有一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出任美高梅官方登录研究生院院长。这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我的人生道路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今后是以行政工作为中心,还是退回去仍然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我反思了前几年的生活历程,发现自己差不多已被卷入行政工作的漩涡中去了。于是,我毅然决然地回复了张济顺副书记,表明我不愿出任研究生院院长的工作。现在回过头去看,我当时的选择显然是正确的。

只要我们细心地观察生活,就会发现,思维方式的转变无处不在,它也发生在我专业工作的范围内。一九九三年晋升为正教授后,我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研究生教学上。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反思,我突然发现,这种重研究生教学、轻本科生教学的思维方式是有问题的:一方面,从生源上看,本科生普遍地优于研究生;另一方面,本科生正处于打基础的时期,因而上好本科生的课程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个时候,正好教育部也颁发文件,强调教授应该给本科生上基础课。于是,从二〇〇六年开始,尽管我每个学期还继续上研究生的课,但我的教学重心已转到本科生那里:每年春季学期上《哲学导论》课,秋季学期上《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精读》课。这一转变不也正是在人才培养上的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吗?

更有趣的是,在上《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精读》课时,我对康德提出的思维方式上的“哥白尼革命”的比喻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结果发现,康德倡导的并不像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是思维方式上的哥白尼革命,恰恰相反,他倡导的是一种反哥白尼的思维方式。众所周知,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言中,康德曾经指出:“迄今为止,人们假定,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必须遵照对象;但是,关于对象先天地通过概念来澄清某种东西以扩展我们的知识的一切尝试,在这一预设下都归于失败了。因此,人们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我们假定对象必须遵照我们的认识,我们在形而上学中的任务是否会有更好的进展。这种假定已经与对象的一种在对象被给予我们之前就应当有所断定的先天知识所要求的可能性有更大的一致性。这里的情况与哥白尼最初的思想是相同的。哥白尼在假定整个星群都围绕观察者旋转,对天体运动的解释就无法顺利进行之后,试一试让观察者旋转而星体静止,是否可以更为成功。如今在形而上学中,就对象的直观而言,人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作出尝试。如果直观必须遵照对象的性状,那么,我就看不出人们怎样才能先天地对对象有所知晓;但如果对象(作为感官的客体)必须遵照我们的直观能力的性状,那么,我就可以清楚地想象这种可能性。”(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康德的上述论断常被人们称作哲学思维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而康德本人也以此自诩。其实,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但康德哲学的研究者们从未认真地思索过康德哲学的思维方式与哥白尼的思维方式之间的真实的关系,甚至连康德本人也从未对这一关系做出过认真而深入的反思。在我们看来,康德对自己的思维方式与哥白尼的思维方式之间的类比只在下面这一点,即把流行的思维方式加以颠倒的意义上是有效的。按照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主张的“地心说”,地球是静止的,太阳则是围绕地球而旋转的,而哥白尼倡导的“日心说”则颠倒了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主张太阳是静止的,地球则是围绕太阳而旋转的。同样地,在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中,对象始终是中心,主体则始终是围绕对象而旋转的,而康德倡导的先验哲学则颠倒了这种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主张主体始终是中心,对象是被主体所设定并围绕主体而旋转的。也就是说,只是在对传统思维方式的颠倒上,康德与哥白尼在思维方式上引发的革命是一致的,但是,一旦超出单纯形式的外观的范围,他们两个人的思维方式不但不是一致的,而且在实质上是完全对立的。

毋庸置疑,在天文学史的语境中,“地心说”肯定的是观察者的中心地位和静止状态。由于观察者置身于地球之上,他视自己和地球为整个宇宙的中心,而把太阳视作围绕地球而旋转的行星。如果天气晴朗,太阳每天早晨从东方升起,晚上又向西方下坠,这似乎也在印证太阳围绕地球旋转的假设。我们不妨把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称之为“观察者中心论”。正如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在批评英国哲学家贝克莱时所说的:“在一个发疯的时刻,有感觉的钢琴曾以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钢琴,宇宙的全部和谐都发生在它身上。”(《狄德罗哲学选集》,陈修斋等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与此相反,哥白尼的“日心说”所要推翻的正是这种“观察者中心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哥白尼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对象中心论”,因为他取消了地球和地球上的观察者的中心地位和静止状态,主张让观察者观察的对象——太阳静止下来并成为宇宙的中心,而让地球作为行星围绕太阳而旋转。这种“对象中心论”,究其实质而言,就是“反观察者中心论”。

按照上面的视角去考察哲学史,我们就会发现,在哲学史的语境中,传统的哲学思维反倒是与哥白尼的“日心说”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因为它们都主张“对象中心论”或“反观察者(主体)中心论”,即主张对象处于中心地位和静止状态中,观察者(主体)是围绕对象而旋转的。与此相反,康德的思维方式实质上是与亚里士多德—托勒密所主张的“地心说”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因为它们都主张“观察者(主体)中心论”,即主张观察者处于中心地位和静止状态中,而对象是围绕观察者(主体)而旋转的。

于是,我们发现,康德的思维方式与哥白尼的思维方式只有在外观上、形式上是类似的,即它们都颠倒了各自语境中的传统的思维方式,但就其内容和实质来看,康德的思维方式与哥白尼的思维方式又是正相反对的。所以,假如我们要从内容上、实质上对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关系做出比较的话,就不应该把康德在思维方式上的革命理解为“哥白尼的革命”,而应该理解为“反哥白尼的革命”(anti-Copernican revolution)。这样的结论恐怕是康德和他的许多研究者都始料未及的,但事实正是如此。

近年来,思维方式的转变又在我的学术生涯上获得了新的意义。差不多可以说,作为七七级学生,从我跨进美高梅官方登录校门的时刻起,我感兴趣的就是外国哲学。后来,又对以卢卡奇为肇始人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兴趣。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这些领域里耕耘,但近年来,我的兴趣却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哲学:一方面,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有许多问题引发了我的兴趣;另一方面,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海德格尔与《明镜周刊》记者的谈话“只还有一个上帝可以救渡我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人对自己的哲学文化传统的悲观情绪,那么,在中国文化中,是否隐藏着一种拯救世界文明的伟大精神力量呢?这也正是我希望通过对“道”这一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的探讨而试图加以解答的问题。总之,我在反思中意识到,我的思维方式再度处于从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思路向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思路的根本性的转变中。现在我还无法估量这种转变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有趣的是,连我自己也没有料到,这种求索已被置于全新的基础和出发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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